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1]

李静杰[2]

74年以前，俄国共产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70多年来，苏共在领导苏联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困难和考验，其中包括国内剥削阶级的武装反抗以及国外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可是，由于苏共长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领域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特别是在20世纪在80年代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又做出错误的战略选择，结果把国家引向了全面的危机，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最后终于导致苏共丧失政权、苏联国家解体。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拥有74年执政经验的苏共的垮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害。但是，这也是好事，它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苏共的失败和苏联发生的剧变远比100多年以前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和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在经受这场剧变引起的震惊之余，全世界共产党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全面而科学地总结苏共失败的反面经验，一定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非常宝贵的大量新鲜材料，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

为了正确地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必要回忆一下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我党对苏联东欧当时发生的事件做出的反映。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其后不久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虽然没有像这次剧变那样引起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造成的震动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党当时正确地抵制和反对了苏联领导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对苏联东欧发生的事件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但是后来在分析苏联东欧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时，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原因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3]。为了避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必须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大家都记得，“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一场浩劫。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当时没能够正确地，而是错误地总结了苏联的教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理论方法来分析和总结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二是把当时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的原因首先归结为是“修正主义思潮”引起的，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要求的那样，不应该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该从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的原因；三是把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仅仅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忽视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和作用；四是掌握的材料太少，当时我们作为外国人能够看到的苏联社会和苏共内部的消极面仅是冰山之巅而已。今天，当我们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记取50年代末和60年代我党总结苏联教训时的教训，是很有益处的。下面就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主要教训，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像恩格斯所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4]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主观条件，即掌握了现代化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无产阶级队伍。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同这个问题有关，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前后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进行过激烈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当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的问题。相反，对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列宁评价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5]。列宁还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6]。列宁曾经估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7]。

按照列宁的观点，要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8]。所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9]列宁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0]“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1]可见列宁不仅把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取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条件，而且把这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列宁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在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时始终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很快改变了列宁关于要用很长时间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思想以及他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1925年5月，斯大林宣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条件”[1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所谓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人为地加快了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1936年11月，联共（布）宣布，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13]。苏联这时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其首要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在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是人为催生的，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个人崇拜、强制命令、滥施暴力、破坏法治等扭曲现象，无不与此有关。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其后，勃列日涅夫又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尽管已经后退一步，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急于过渡、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维模式，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总结了过去急于过渡、“穷过渡”的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我党还确认，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可能要持续一百年。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14]邓小平这些朴素的语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值得深入学习和领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唯物辩证法彻底贯彻到对人类一切社会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们历来反对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5]他又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6]列宁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乃至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以后，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7]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列宁发现，能够把革命热情和“文明的商人本领”，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制度能够将小生产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时，他立即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8]。

遗憾的是，列宁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采取的革命的辩证的态度到了斯大林时期就发生了变化。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接着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在成就和胜利面前被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和铁托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19]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1952年，斯大林亲自指导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规定，这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20]。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不断变革的社会，但是在这本教科书中却变成了僵化的固定模式。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过的做法和途径，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被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是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奉作圣典，影响了几代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人们的思想长期得不到解放，改革被扼杀，中途而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这本教科书规定的概念上，即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这样嘲笑那些自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21]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间去掉5年战争，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多年，可是斯大林却认为，苏联已经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不仅要以此律己，而且还要强加给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重温恩格斯前面的话，可见这是多么可笑！斯大林的理论终于受到了惩罚：既然“社会主义”只能是教科书规定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别的样子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教科书规定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情况下，人们要继续前进，只好抛弃“社会主义”，而选择“资本主义”了。这又一次证明，“左”和右是孪生的；右既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演化物，同时又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惩罚。

多年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是中国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多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获得的，而是从这本教科书中获得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而思想解放的核心内容就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提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2]正是由于破除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改革开放的事业才得以实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清除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和错误认识，还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

（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23]社会主义既然取代的是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自然要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无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本来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但是，就是这个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长期以来被搞得极为混乱，并在实践中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为了澄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上造成的混乱，还必须温习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一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绝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常识。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机体的组成部分。从这个道理出发，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这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任务。

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列宁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提高到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24]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25]列宁还特别强调，要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务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任务很好地协调和区分开来。为此，他曾这样谆谆教导青年一代，“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学习”，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他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6]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列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7]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反复强调，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权，苏联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对鼓舞苏联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做了错误的估计。他提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还断言，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因此他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1916年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失效了”。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很快就会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商品输往他国”[28]。在斯大林看来，不仅没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而且连与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的贸易也不需要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动辄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资产阶级分子”或“帝国主义代理人”帽子的政治气氛中，在教条主义统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谈论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向资本主义学习，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壮大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战后40多年，苏联始终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虽然在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会损害国家主权和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始终紧锁国门，拒绝对外开放。1947年，苏联应邀参加“马歇尔计划”。在讨论如何落实该计划的巴黎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严厉指责，实施该计划将使“欧洲各国必将落入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使其放弃原有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地位”[29]。会议进行到一半时，苏联代表团就扬长而去。苏联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也禁止东欧国家参加。有意思的是，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苏联领导人竟然于1991年公开呼吁西方对苏联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甚至连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规划，也请求西方帮助制定。从闭关自守到仰人鼻息，从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从害怕外来渗透到主动请求外来“和平演变”，这个历史怪圈发人深思。看来，这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看起来很有骨气，很革命，实际结果是作茧自缚，自己削弱了自己；其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企图用构筑“铁幕”“锁紧国门”的做法建立一个“无菌世界”，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这完全是空想。由于这样做只能是自己削弱自己，最后不仅无“纯洁”可言，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难保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强调要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并且提出“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他说，“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30]邓小平把对外开放提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苏联剧变的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四）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和民主的

苏共之所以失去民心，多数选民不支持苏共继续掌权，其首要原因是：在苏共执政70多年内，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年代，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苏联人民的生活实际处于贫困状态[31]。苏联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本来有条件做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苏共在自己的政策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放在优先的地位。由于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经济陷入“第一部类”而不能自拔，为人民生活而生产的“第二部类”长期落后，特别是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因此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涉及人民生活时，只好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了。结果是，国家虽然变得强大了，成了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联的经验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内，人民“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美好的明天”可以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人们有可能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得知曾同他们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他们时，这种反差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共产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强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尽快地使人民摆脱贫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32]他还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33]苏联解体的教训和邓小平的论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里所说的富裕，不仅包括综合国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包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那么它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主义”迟早要被人民抛弃。

在俄罗斯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苏共下台了，但是上台掌权的所谓“民主派”不仅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使人民的生活比在共产党执政时还差。然而即使这样，人民的大多数仍不愿回到原来的制度下，不欢迎共产党重新掌权。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苏共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富裕生活，而且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民主。如果说，在过去70年苏共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得很不够的话，那么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得更差，而且在这方面同其掌权初期即同列宁在世的时期相比，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倒退了。列宁非常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34]邓小平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35]可见，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民主方面的弊端，本文无须赘述。从苏共在这方面的错误中，至少可以引出以下几点教训。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人民在政治上享受越来越多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同法治、纪律和集中相结合的民主，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缺乏民主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二，共产党不应该丢弃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苏共的经验说明，丢弃这样的旗帜，其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甚至丑化自己，增加反共势力的资本。人权、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是批判资产阶级言行不一，利用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口号为本阶级私利服务的虚伪性，但是从来没有把人权、自由和民主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理直气壮地举起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它们的内容。第三，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代替人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保障人民民主，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包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当然，这里所说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盲目实行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体制，结果导致政权瓦解、国家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没有可取之处。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约是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司法和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都包含着民主政治某些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值得借鉴。

（五）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

苏共丧失政权，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犯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错误，但是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人民的拥护，保持执政党地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特别要注意改造自己。苏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这里择其主要之点而言之。

1.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必须永远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

在革命的年代，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群众，能够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它的思想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能够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苏共到了斯大林时期思想开始僵化，逐渐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潭。教条主义者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给以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不管苏共用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向社会灌输它的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应有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人所共知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苏联，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信任危机”，起初是针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到了70年代，对苏共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理论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支撑着的，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舆论多元化”的情况下，这种理论显得极为苍白无力；在各种思潮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人民群众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和宣传，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本身。可见，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党在思想理论上失去先进性开始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正像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那就“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6]突破就是发展。如果不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的论断，就不可能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十月革命的经验，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对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什么时候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能够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时候就能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相反，什么时候搞本本主义，搞教条主义，就会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和失败。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7]

解放思想，这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表现。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推向前进，除了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条认识路线，不断总结和研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吸收和掌握当代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源于19世纪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38]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善于吸收人类一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用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用任何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运用产生的效果来验证或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引起现代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如果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和结论，而不愿深入到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火热斗争中去，对外部世界的文明成果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知之甚少，或者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顶多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39]

2.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

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人们还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1991年“8·19”事件以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对于这道反共法令，这个掌权达74年之久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党却很少有人出来抗争。这种奇怪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立场有关外，还同党内生活不正常、党的机体不健康有直接关系。

苏共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很多是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形成的，没有根据党的任务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苏共虽然一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但是，党内生活如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都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被排斥在党的路线和方针制定过程之外，处在被动和绝对服从的地位。党内不能容忍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一度被誉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联共（布）的历史归结为以领袖人物为中心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都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自己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就是始于苏共。党内生活如此不正常，必然会使生气勃勃的战斗的党变成万马齐喑的官僚化的组织。这样的党经不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就是很自然的了。从苏共的教训来看，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时，特别要强调民主的一面。要实行党内民主，关键的一点是采取有效措施，用党的组织纪律切实保证党员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只有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党员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这一组织真正的战士。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在党胜利的时候或处在危难之中，都能够自觉而勇敢地为捍卫党组织而斗争。

3.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

引起人民极为不满意的事情是苏共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叶利钦正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逐渐登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这一事实说明，能否清除腐败，这对执政党来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但是，从苏共和东欧国家一些党的历史经验来看，依靠执政党自己清除自身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掌权以后能不能保证执政以后避免腐化，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0]抚今思昔，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的高瞻远瞩。共产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铲除腐败，除了自己痛下决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的经常监督之下。

（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苏共最后不仅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国家，凡是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即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共产党失败得最惨重。这几乎成了规律性的现象。苏共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些国家，共产党失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的支持，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不是偶然的。第一，苏共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例如，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长期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为“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显然失之偏颇。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虽然宣布，在苏维埃政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知识分子”，但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其他限制，知识分子一直缺少发挥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所必需的宽松环境。第四，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抹杀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地越来越低，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知识分子身上被扭曲得最严重[41]。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在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进步[42]带动的情况下，作为现代科技载体和第一生产力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部分。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43]。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队伍将日渐萎缩。其次，知识分子的多数是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劳动。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探索和试验，允许犯错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创造有利于他们大胆探索、发挥聪明才智的宽松环境。最后，要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确实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

（七）在多民族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苏联的解体是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是很多的。现在择其主要几点谈及如下。

1.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

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是个自愿、自然和长期的过程。人为地加速这一过程，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即使阶级不存在了，国家消亡了，民族问题还会存在。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都认为，由于苏联消灭了剥削制度，法律上确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民族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实践证明，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此外，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有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民族问题远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绝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苏联的历史经验说明，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会增加民族积怨。

2.要确实保证各民族平等的权利

要切实保证各民族能够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自主权。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各民族利用本地区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这势必引起地方和民族的不满，最后会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爆发，但是，盲目地迁就某些民族不适当的要求，过分强调民族属性，忽视公民意识的培养，也会助长民族主义的泛滥。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防止。

3.反省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巨变中，出现了这样的共同现象：在凡是按照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的地方，一旦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必然导致民族分立和国家解体。这一现象提醒人们要对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做法进行反省。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充分估计在民族地区实行“政治多元化”所带来的风险；第二，共产党是联系各个民族的纽带，加强和改善民族地区的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威信，这是巩固各民族联合的关键。

4.加快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

无产阶级政党要引导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要分散了精力。只有在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和提高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对各个民族产生真正牢固的凝聚力。

（八）无产阶级政党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在推行改革中犯的错误是苏联发生剧变的直接原因。根据这个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改革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谈及许多，这里再做几点补充。

第一，斯大林模式早已失去了它的优势，成了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陷入危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改革这种模式。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绝不能像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的改革那样，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也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左右摇摆，朝三暮四。

第二，改革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始终抓住经济改革不放，但是同时也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但是，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政治改革正确与否，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为标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既是全民财产的所有者，又是全民财产的经营者，绝不能在经济体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就把政治体制打乱。

第三，改革是一场革命，会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因此改革必须有具备高度政治权威的坚强领导核心，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机构。同时，要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但是绝不能用戈尔巴乔夫那种“大民主”的办法推行改革。认为不管什么改革方案，只有征得多数人举手赞成以后才能去实行，这是乌托邦。真正的民主化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推行一切改革的方法。

第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改革要有目标、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力求一切经过试验，先立后破，把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能因为求稳怕乱，看准了的事也不敢去做，贻误时机。

第五，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为了解放思想，为改革扫清道路，对旧的习惯势力、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要避免坐而论道。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是，切记列宁的教导，对于肩负着空前重担的党来说，千万不要醉心于“过于奢侈的辩论和争执”。[44]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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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院重大课题“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历史教训”的主体部分，由作者独立完成。1992年刊登在《东欧中亚研究》（现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第6期上。

[2] 李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50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1页。

[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

[6]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49页。

[7]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425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4页。

[9]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0页。

[10]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页。

[1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页。

[12]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41页。

[1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381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43页。

[17]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66页。

[1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3页。

[1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第357页。

[20]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7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92页。

[22]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1页。

[2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2页。

[2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7页.

[2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5页。

[27] 《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94页。

[28]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61、562页。

[29] 〔苏〕A.C.阿尼金等：《外交史》第五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307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90页。

[31] 据苏联方面的有关材料，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居第五位，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则被排到最后几位，在全世界被排到第50位。苏联人自己讽刺自己的国家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用于职工工资的比重为36%，而美国为62%。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材料，1992年放开物价后，80%居民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

[3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第104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91页。

[34]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70页。

[35]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第154页。

[36]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1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3页。

[38]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1页。

[3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2页。

[4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56～157页。

[41] 以1985年为例，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例是：在工业部门为1.1∶1.0；在建筑业中为0.98∶1.0。整个经济部门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90.1卢布，而教育部门为150卢布，文化部门为117.3卢布，卫生和体育部门为132.8卢布，科研单位为202.2卢布。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42] 科技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超过50%，80年代已占60%～80%。

[43] 1926年，苏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为300万，到1985年已发展到4200万，占就业人口的1/3还多。

[44]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