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来华天主教会打开传教局面的工具来到广州

为了能打开中国大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天主教会有意或无意将中国人所不知的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其中，最早输入和最为成功的是耶稣会。

当时，该会正准备来中国传教，需要想办法进入，而送一些钟表作为礼品，是一个好办法。这种方法被称为“自鸣钟外交”。但在耶稣会远东传教历程中，自鸣钟外交开始于日本。早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前，钟表就成为耶稣会打开日本传教局面的外交工具。而在中国实施“自鸣钟外交”，则始于罗明坚、利玛窦。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载，1580年12月，罗明坚在随葡萄牙人商人赴广州参加一年两度的集市贸易时，曾将钟表作为礼品，送给了在广州的中国官员，[2]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甚至在供暹罗使团前来向天子朝贡时所专用的馆邸中还给他留了一个住处……该省的军事首脑也是他的朋友，罗明坚送给他一块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金属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这位官员被称为总兵（Zumpin），也就是将军，在神父有机会访问他时，他也对神父特别礼遇。这些与官员们的早期友谊，对于发展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是很有价值的。[3]

因此，广州是中国最早输入西洋钟表的地方，而罗明坚应该是最早将西洋钟表输入广州的人。罗明坚还于1581年11月12日建议：

广州一些官吏告诉我，如以伟大公父——教宗的使节名义去北京，很容易成功。他们还说，最好的礼物应一架装潢豪华且体积大的，每小时皆报时，将置放在皇宫中，可以听很远；再送一只小型的，就如多年前奥尔西尼枢机（Card.Fulvio Orsini）赠送给教宗的那种类型，上有把手，每点钟报时，或类似的皆可。[4]

另外，明末时西洋钟表进入中国，除澳门、广州是基地之外，广东省肇庆府亦是西洋钟表的输入地，而且是最早制造钟表的地方。《利玛窦中国札记》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罗明坚传》对此均有记载。

而利玛窦更是主动利用钟表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其学术既为华人所器重，所制之地图复为华人羡赏，玛窦遂进而制造天体仪与地球仪，并制造计时之日规以赠中国大吏。”[5]与此同时，西班牙耶稣会士桑托斯来广州时也带了“一只精美的钟，是靠齿轮运动而不靠重力来计时的”[6]。

其他的教会，在整个明末，目前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在广州执行过“自鸣钟外交”。而到了清代则有西班牙方济各会曾成功地间接执行过此政策。1672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从澳门偷渡进入广州，试图前往山东。广东总督尚之信闻讯后，将他们拘捕并要遣返澳门。正当会士们提心吊胆时，尚之信有西洋钟表坏了，一直没有修理。当尚之信得知卞芳世神父（Francisco Peris de la Concepción）会修理钟表时，便转变态度，将会士请到尚府住下。卞神父很快修好了钟表，尚之信因此对传教士有了好感。“见此情形，总督非常高兴，为了留住我们，他答应把他的宫殿的一街之隔的一栋住宅送给了我们，让我们在那里起一座教堂。”[7]这次修理钟表，是间接的“自鸣钟外交”，虽与耶稣会不同，收效则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