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任溶溶生平简介

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祖籍广东鹤山，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海虹口区。任溶溶在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广州老家读私私塾，8岁左右进新式学校学习新知。15岁时，任溶溶返回父亲经营印刷业务的上海，进入雷士德工学院[1]初中部开始学习。该学校按照雷士德的遗嘱采用全英文教学，任溶溶早年在雷士德学院初中部的学习经历为日后熟练运用英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任溶溶进入大夏大学[2]中国文学系学习。1940年10月，任溶溶在雷士德学院初中部就读期间，决定前往苏北加入新四军。之后任溶溶因身体原因返回上海医病，就没有再选择回到部队，他留在上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新文字改革工作，协助编辑地下党主办的《每日译报》[3]的《语文周刊》[4]。在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让任溶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42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任溶溶进入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和后来同是著名翻译家的草婴成为同班同学，任溶溶的俄语启蒙老师正是草婴。1945年大学毕业之后，任溶溶做过短暂的雇员和事务员。

“1947年，我给我朋友编的儿童杂志译点稿子，当时经济情况不好。姜先生从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好朋友倪海曙同志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托倪海曙同志带话给我，说时代出版社要出儿童文学作品，知道我学过点俄文，叫我就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吧，译一本他们给我出一本。”（任溶溶，2012：19）就这样，任溶溶在回忆录《我的贵人姜椿芳》一文中被尊为他走上翻译道路的贵人姜椿芳的指引下逐渐走上儿童文学的翻译生涯。在外滩别发洋行[5]（黄海涛，2011：35）找资料的过程中，任溶溶看到很多迪士尼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非常喜欢，于是就开始“一篇接着一篇翻译”。（舒晋瑜，2013：12）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任溶溶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儿童文学翻译家的身份，另一个身份是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自20世纪40年代末正式踏上翻译道路起，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以俄译儿童文学为主。任溶溶在俄译期对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等作家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在本土儿童文学发展相对滞后的年代满足了读者和儿童文学工作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需要和审美期待，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早期任溶溶的译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50年代翻译出版的《古丽雅的道路》（又名《第四高度》）至今仍然作为俄罗斯文学经典不断再版；任溶溶在80年代之后的翻译活动，是以英语国家儿童文学为主的多语种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译介。罗大里（意大利）、林格伦（瑞典）、达尔（法国）、内斯比特（英国）、格雷厄姆（英国）、特拉芙斯（澳大利亚）、扬松（芬兰）、安徒生（丹麦）等一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被译介。2012年12月，任溶溶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6]。

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20世纪50年代左右发表第一首儿童诗，1956年以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声名大噪，创作了大量的儿童诗歌、儿童小说、童话等体裁多样的儿童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任溶溶凭借《你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一诗摘得“第二届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时隔20多年以后，任溶溶再次凭借在2008—2011年创作的102首儿童诗结集而成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形人》在2012年斩获“中国作协第9届（2010—2012）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翻译中创作，在创作中翻译是任溶溶半个多世纪儿童文学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任溶溶是一位不多见的创作与翻译并重的高产作家和译文堪比创作作品的高产翻译家。

任溶溶在刚刚涉足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之时，参与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拉丁化文字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改革中的汉语拉丁化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研究成果却对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最终产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并直接推动了普通话拼音体系在中国的实施和推广。任溶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拉丁化运动中编写了三本书：《北方话新文字基础读本》《北方话新文字的拼法》和《中国拼音文字拉丁化基础读本》。然而任溶溶在回忆录和访谈中对这三本著作鲜有提及，也许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囿于当时意识形态高压下的政治文化环境，讲求政治性和教育意义的出版方针体现在内容上就是对阶级斗争和敌视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化。对于儿童作家的任溶溶来说，编写出这样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教材非常勉为其难，但作为政治任务，又是不得已为之的。任溶溶很少提起这段在语言文字改革时期的工作大概是因为其中涉及的内容太过于口号化和政治化，这和其秉持的为儿童写作和为儿童翻译的价值观是相背离的。另一方面，任溶溶以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之名受读者追捧，在出版界和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而汉语拉丁话运动中这三本既不算文学创作作品，又不是翻译文学作品的读物又是以任以奇之名出版，“任溶溶”之名所负载的价值远远超过任溶溶的其他名字。这三本书虽然看似和任溶溶的翻译工作不相干，但其内容的编写就其专业难度来说，非没有相当语言学功底的人可以完成。大量汉语音韵与拉丁字母的对应注解工作为任溶溶把握翻译作品中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音特点、更准确自然地在译文中呈现原作的风貌积累了非常难得的经验。

任溶溶长期工作在文学编辑的一线岗位。1950年，任溶溶进入新华书店华东分店[7]任编辑，1952年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8]1952—1962年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供职期间，任溶溶先后任译文科科长、编辑部副主任、编审等职，系统性地引进了一批非常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盖达尔等重要作家的作品均由任溶溶翻译出版了选集。1962年春夏之交，中苏关系开始破裂。文艺活动历来都是政治气候的风向标，自50年代初期以来以不断推出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选集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不得不中断对俄罗斯儿童文学的译介，任溶溶译作年表[9]显示，《米哈尔科夫儿童诗选》（诗集）是任溶溶20世纪60年代翻译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这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时间节点正好是一致的。在翻译工作因故中断的1962年，任溶溶一口气发表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我抱着什么人》《听老伯伯讲故事》《从人到猿》《〈铅笔历险记〉开场白》《强强穿衣裳》8首儿童诗歌和童话《人小时候为什么没胡子》1篇。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入“牛棚”之前的这段时期，任溶溶没有公开发表的翻译作品出版，其创作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也较少，1963—1965年，任溶溶仅发表小说《小波勃和变戏法的摩莱博士》（1963）、儿童故事《丁小一写字》（1964）、儿童故事《我是哥哥》（1964）、儿童小说《亨弗雷家一个“快活”的日子》（1964）、儿童诗《我给小鸡起名字》（1964）、儿童小说《变戏法的人》（1964）和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1965）等7部作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任溶溶先是被关入“牛棚”隔离审查，然后进入奉贤五七干校饲养场养猪进行劳动改造，后来五七干校成立翻译连，任溶溶参与翻译《北非史》。1973年之后，翻译连被调往上海，并成立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任溶溶继续参与编译了《苏共党史》《沙俄侵华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书籍。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被剥夺了翻译和写作任何儿童文学作品的机会，任溶溶却并没有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任溶溶在俄译本基础上转译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其他一些儿童诗歌时，因为不懂意大利语而感觉遗憾。“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被关押到“牛棚”以及后来被下放到饲养场养猪期间，任溶溶捡起之前没有时间进行学习的意大利语；“文化大革命”后期，响应政治号召在翻译连参与翻译世界各国历史的任溶溶跟着电台开设的日语讲座又开始自学日语。就这样，任溶溶在英语和俄语以外又掌握了意大利语和日语。非常扎实的俄语和英语底子加上对其他外语的涉猎，使得任溶溶在多语种翻译能力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这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是首屈一指的。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各个行业顶尖的知识分子大都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羞辱和折磨，任溶溶也不例外。在任溶溶的一篇访谈录中，任溶溶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倒中国的马尔夏克任溶溶！’的标语刷在他天天要经过的路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少儿出版社，他却视若无睹，胃口照旧好得很。”（楼乘震、魏宇，2013：81）困境中始终保持乐观与积极的心态，是任溶溶“跌倒抓把沙”的真实写照。这种童心不泯的赤子情怀是任溶溶在儿童文学领域如鱼得水、勇攀高峰的不竭源泉。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曾这样评价任溶溶：“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楼乘震、魏宇，2013：79）

在任溶溶的杂文随想集《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一书中，刘绪源以《我所知道的任溶溶》一文作序，回忆了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甚至在他本人识字之前对他的文学启蒙，“早在童年时代，我就熟知任溶溶先生的名字”，“那时的儿童画本，有很多就是他从前苏联译过来的，我虽不识字，却能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了。”（任溶溶，2012：1）“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全国上下各项被迫中断和荒废的事业开始焕发生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任溶溶在20世纪80年代也进入翻译和创作的又一个新的巅峰时期，政治气候和文化出版政策的逐渐向好在客观上为任溶溶实现从较单一的俄语儿童文学翻译到放眼全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宝库提供了可能性。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任溶溶已经60岁，从供职的译文出版社退休后随即返聘。在这期间推出的重要译作里面，任溶溶在80岁高龄时翻译的E.B.怀特的经典童话《夏洛的网》、之后于2005年翻译的世界儿童文学巨著《安徒生童话》、2014年101岁“超高龄”时翻译的《奇先生妙小姐》等翻译作品非常抢眼。创作方面，任溶溶凭借在2008—2011年创作的102首诗歌集《我成了个隐形人》摘得中国作协“中国作协第9届（2010—2012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协官方网站对这部获奖作品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将奇异的童心发挥到极致的诗集，它以老者大清澈、大纯粹的生命状态为视角和切入点，将儿童的积极游戏精神和世纪老人的智性通透深度融会贯通。童话式的幽默，童谣式的天真，口语式的朴拙，是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诗意文本在语言、方法和美学探索上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拓展。”[10]

作为一位高产翻译家，任溶溶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是无人能及的，“在解放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马力，1998：6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儿童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包括任溶溶在内的一批儿童文学作家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与此同时，文化出版政策的进一步开放让中国的儿童文学译介跳出了只在俄罗斯儿童文学中兜圈子的状况，儿童文学翻译门类的多元化让更多有一定外语基础的年轻人加入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的队伍中来。然而，对绝大部分出版过一两本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译者来说，儿童文学翻译工作只是他们翻译生涯或其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小段经历或一种点缀而已，很少有人像任溶溶一样在儿童文学翻译的道路上一直默默耕耘、坚守半个多世纪，创造出数不胜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在如此高产高质的翻译作品不断推出的同时，任溶溶作为一位高产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同样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