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在欧洲翻译学界被提出。无论和何种理论相结合的规定性翻译研究，都带有价值尺度的评判标准，旨在提出一套明确的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无论是中国佛经翻译历史时期的“文”“质”之辩，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翻译思潮影响下的对“信达雅”三字标准以及“忠实”“对等”等原则在语言学层面上的探讨，都绕过了对于以翻译主体存在的译者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属于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范畴。诚然，翻译研究是离不开其规定性特征的，翻译实践中语际转换的方法正是仰仗于翻译研究在语言学意义的规定性得以规范和系统化；与此同时，翻译研究也是离不开其描述性特征的，对翻译现象的解读在规定性翻译研究的框架内是无计可施的。规定性翻译研究和描述性翻译研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翻译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

区别于规定性翻译研究对于翻译过程中原文本与译文本在语言层面转换机制的关注，描述性翻译研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影响翻译结果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因此，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催生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的出现。在描述性翻译研究范式下，译者主体性研究逐渐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翻译家研究也因此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著名翻译家研究受到翻译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国内翻译家研究现状与流变趋势》一文对1980—2013年发表于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的论文的计量分析显示，国内翻译家关注度的前十名为严复、鲁迅、傅雷、王佐良、林语堂、杨宪益、朱生豪、钱锺书、胡适、林纾；国外翻译家关注度前五名为庞德、霍克斯、葛浩文、理雅各、翟理斯。（张汩、文军，2014：99）对翻译家的研究集中在文学翻译这个领域内是译者主体研究的主流方向，主要原因在于文学史关注的绝大部分翻译家是文学翻译家，他们的数量众多，而且许多因为兼创作作家的身份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儿童文学翻译是被主流翻译史所忽略的，在文学翻译史中通常只有零星的记述。“任溶溶”之名在中国翻译史的现行出版物中是看不到的，“任溶溶”更多地是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被定格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幽默儿童文学作家群”中。作为一位译作和创作等身的著名翻译家，这种尴尬的现状和儿童文学在学界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1972年，霍姆斯（James S.Holmes）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就提到了“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的概念。法国学者海伯伦（Johan Helborn）1999年发表于《欧洲社会学理论》（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的《走向翻译社会学：作为文化世界系统的书籍翻译》（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Book Translation as Cultural World-System）一文开启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翻译社会学转向的先声。2005年前后，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学界对翻译社会学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翻译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相继发表和出版了翻译社会学相关的论文与著作。《译者》（The Translator）2005年出版了特刊《布迪厄与口笔译社会学》（A Special Issue on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约翰·本雅明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将奥地利学者沃夫（Michaela Wolf）在2002—2005年发表的论文结集后以《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之名出版，成为翻译社会学转向以来的重要著作。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领域对于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激烈论辩逐渐引发了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主体间性的关注。穆雷、诗怡在2003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的文章《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一文讨论了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中的翻译家研究逐步从对翻译家“生平记叙、翻译活动介绍、译品赏析”向“文化思想、审美意识、人格修养以及其所译对译入语文化的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转型（穆雷、诗怡，2003：12）；陈大亮发表于《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的文章《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一文，以翻译研究的“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译者中心论”三种研究范式中相对应的主体性表现切入，详尽阐述了翻译主体性研究中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和更具包纳性的主体间性研究的展望。（陈大亮，2005：3—9）

中国晚清以降的儿童文学翻译催生了“儿童”在中国被“发现”，也催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之后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数次译介高潮中，儿童文学翻译也不断给文学界的儿童文学创作观注入新思维和新视角，本土儿童文学不断地在儿童文学翻译的浪潮中汲取养分，在21世纪以来形成空前的、蔚为壮观的创作、出版和消费景象。儿童文学翻译的门类由童话、小说、诗歌等传统文学体裁的作品翻译向日记体儿童故事、图画书、图文匹配的绘本、游戏书等多体裁、多门类的翻译不断转型，内容涵盖儿童心理、认知能力和行为习惯培养、生活百科知识、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以及其他和儿童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引进图书市场的多元化图书产品满足了信息化时代儿童文学的主要受众——儿童读者和他们的父母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在图书出版市场中汇聚全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新人不断涌现、翻译作品体裁和风格方面更趋多元的语境下，本土儿童文学创作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一直不温不火。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儿童文学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在设立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寥寥数所高校中，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于2005年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儿童文学二级学科以外，儿童文学研究在其他设有相关硕士专业的高校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儿童文学在学科地位上的模棱两可导致儿童文学人才培养的尴尬局面，儿童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虽然属于明显的交叉学科，儿童文学翻译的状况却显得更不乐观，原因在于它既不是文学研究的主流，也不是翻译研究关注的主要方向；从事儿童翻译研究的学者要么主要研究文学、要么主要研究翻译、要么研究文学翻译，儿童翻译研究只是他们研究方向中稍稍可以涉及和兼顾的一个方向而已。

笔者认为，对儿童翻译研究的轻慢除了在学科性质上的模糊与学科地位上的薄弱以外，还有学界对儿童文学是“小儿科”的歧视和偏见有关。在翻译家研究在国内已经蔚然成风、各个时期的知名翻译家研究成果（包括博硕论文）不断推陈出新的背景下，对任溶溶的翻译研究显得有些冷清，已有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基本上是在探讨任溶溶的某个译本的翻译特点以及翻译思想，缺乏对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活动的全方位的历时考察。何伊丽（2009）的硕士学位论文《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对当前“任溶溶研究”不足的补充》在“任溶溶研究”方面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点，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某一译本的分析以及其生平概述上，对其翻译和创作活动进行了梳理，并归纳总结了任溶溶的翻译思想。但是该论文同样没有在理论上对任溶溶的翻译与创作活动进行更深入的阐释，这是目前任溶溶相关研究中的普遍问题。

西方翻译学界自2005年前后出现的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以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逐渐跟进，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翻译活动，在文学翻译、翻译实践（口笔译）等领域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产生，并不断深化着描述性翻译研究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演进。社会学研究视角为任溶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考察维度，对其翻译作品经典化的生成和构建过程有助于从历时的角度做更深入的研究。